卌年丨文家渠：好事得干三遍
老编的话：今年是恢复高考40周年。新三届大学生即77、78、79级通常被视为一个群体，聚集了“文革”十年被耽误的人才。新三届以平均6％的超低录取率，成为中国当代史上难以复制的一代。
他们有怎样的高考故事？他们的校园生活如何度过？本号特辟“卌年”和“校园”专题，征集新三届学子记录高考历程和大学生涯的文图稿件，共同分享新三届人永志不忘的那一段如歌岁月。
文家渠，男，1956年2月生。1979年考入大连外国语学院日本语言文学系，1985年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新闻系。2016年退休。
本文作者
原题
好事得干三遍
――1977年、1978年、1979年
三次高考我都参加了
中学的时候，有一年正赶上批孔，供批判用的反面教材里有“克己复礼”和“韦编三绝”那样的话，就知道了那是孔老二（先师在上，那时代大家都是这样称呼您的，恕罪恕罪）妄图恢复周礼的罪证，尤其还是“韦编三绝”，心想那得花多大功夫，有这功夫啥事都能干成，就挺佩服他的。
不久，听到大学要招生的小道消息，心里就兴奋，找到本年级四五个优秀生，相互之间悄悄互换老版本的数理化教材，玩命做题，践行“韦编三绝”，老师们也开始为这些同学开小灶，不是现在的课外班，是老师给这几个学生加大作业量，自己利用课余时间批改和讲解，不要钱。
这大概是1972年前后的事，后来又说这是资产阶级教育思想回潮，批判了一阵，大学招生的事就不再提了，而我们几个同学依旧抱着希望，埋头读书，读着读着高中就毕业了。
大家四分五离，有的回乡种地，有的跟着小包工头盖房子，我在高中当了一年代课教员，教语文和政治，后被招工进了工厂，还有一个同学去了关里。这些同学都没有考大学，我是全年级三个班中后来唯一考上大学的，那个去了关里的同学几年后成了人民公仆，现官至候补中委，拥有中央党校研究生学历。
进工厂不到一个月的某一天，我和几个青年工人正在江边挖沙子，忽然分厂保卫干事石光跑来找我，要我到保卫科去一趟。这把我吓出一身冷汗，不知自己哪儿犯了事，又不敢多问。
下午去了保卫科，温文尔雅的陆永超科长热情地招呼我坐下，告知总厂保卫处要求各分厂保卫科选送一名政治合格、立场坚定的年轻同志，加强保卫处力量，具体情况属机密，不便传达并要我立刻去保卫处报到。
一颗心落地了，出门时却怀着一丝内疚：组织上这么信任我，而我却还没有把在高中代课时候领着学生上山劳动掰了老乡的苞米烤了吃的事向组织上报告。
14个分厂来的人，有13个分配去了政保科和治安科，我被留在了秘书科。当时正有一宗重大反革命案件，是公安部、省局（当时的省公安厅叫局）、地区公安处和我们总厂保卫处联合办案。那真是一个火热的年代，忙啊，外勤的自不必说，秘书科也是不分昼夜。
后来的形势越发紧张而复杂，清明节、唐山地震、伟人逝世，每一个事件出现都伴随新动向发生，后山上信号弹不断，保卫处真的是枕戈待旦。就在这样兴奋、警惕、紧张和热烈的工作状态之中，原本脆弱的大学理想不知不觉被湮没了。
1977年，十月金秋，有好消息悄悄传来。同宿舍的朋友胡海的父亲从北京来信，告诉胡海国家马上要恢复高考制度，趁早准备，争取考上大学回北京。胡海心急火燎把电话打到保卫处秘书科，要我马上回宿舍有要事相告。
整个晚上，我们俩兴奋不已，理想之火再次被点燃，愤青们特有的展望、憧憬、描画未来的豪言壮语弄得屋子里哪哪儿都是，整个宿舍里满地烟头，乌烟瘴气。
好消息最终成为官方正式消息：中国从1977年开始将恢复高考制度。将来无论有谁来专修中国教育史，无论官方还是民间，1977年都值得诚恳地书写。
翻开月份牌看了看，还有两个来月的复习时间。把这两个月握在手上反复掂量，觉得问题不大，史地文政外数六科，每科给它一星期时间，还剩两个星期机动，拾遗补漏，除了俄语之外，及格以上是没有问题的。
复习功课困难很多，关键是缺少资料。通讯员小孙开摩托车带我去城里新华书店，转了半天啥也没有，临出来时瞥见柜台里有一本《鲁迅与增田涉书信集》，觉得好，就买了。
在回来的路上，小孙问我买的那本书多少钱，告诉他两块多，他听了大叫一声，险些把摩托车开进沟里，说我还没等考上大学就这么能花钱，上了大学爹妈能供得起么？小孙和我一起进厂，月工资都是17.5元。
中学物理课本。
翻开往日的中学课本，人就跟着回到了中学时代。那时候，全省的中学改了革，初中三年改成两年，高中三年也改成两年，变成了中学四年一贯制，没有中考，教材是全省统一的。我们学校的老师大多是省师大文革前毕业生，水平高，修养好，尤其是经过一场洗礼，更懂得为师之道，他们恨不能搞到更多的参考资料，刻钢板，推油墨滚印刷，甚至把教师参考书拿给学生看。
那时候的每一节课、每一学期就像师生一起搞科研项目，紧张、快乐、有奔头，午饭后洗饭盒还念叨“亲水集团”“亲油集团”，尽管饭盒里连个油星也没有，等到外面批判白专道路什么的传到我们这个山沟里，那已经是黄瓜菜一盘——凉了。
班上同学大都住在镇上，只有我家住在沟里。从家走到学校单程一小时零十分钟，涉两条河，翻两个山头，一条河是在家门口，没有桥，河面宽处在三四十米，窄处十米有余，宽处的河面上有搭起的石头，可以踩着过河，河面宽，河水就浅，有时候干脆就光脚趟过去，到了学校门口还有一条河，上面有桥，洋灰的，下了桥就是学校操场。
翻那两座山头很让人打怵，从牛奶房子那座山头下来的路被一座煤矿截断，只能从矿井绞车道上跨过，坡下是黑洞洞的矿井，坡上是耸入云端的煤山，绞车钢缆就在脚下没完没了地绞动，随时都有可能把你和惊魂一同绞了去，而卢家后山那座山头的令人惊恐是别一种韵味的，尤其是冬天放学，走到那里早已是大黑，雪地上有一条不足半米宽的小道，左右两侧的树林里就是坟圈子，时常有人来祭祀，在坟头点上油灯，插几柱香。
有几次我经过这里的时候，那种油灯就在咫尺处的坟头上忽闪，心里就一阵紧似一阵，就默念鲁迅踢鬼的故事，而此时自己的腿已是软的。回到家里，晚饭后父母睡下，自己端着油灯来到灶台上做功课的时候，眼前就开始晃动山上坟圈子里的灯火，心里就忐忐的，你说那学习效果能好？
高考的日子很快就到了。全体考生一大早来到厂子弟学校，按照考号找到自己应该去的考场。与我同考场的有几个三八轧钢班的姑娘，其中一个是班长，进考场前她们几个站在外面“誓师”，那场面很是庄严，姑娘们飒爽英气，美丽万端，引得许多考生张大了嘴看，我也看了，然后匆忙走进了人生第一次高考考场。
转过年春节前后，正在处里上班，听隔壁教育处的人说高考结果出来了，全厂14个分厂两个矿山共有11个人考上了大学。我怀着忐忑的心情急忙跑去打听究竟，教育处的人对我说，这次不光你有点遗憾，整个厂机关没有一个人考上。后来，厂机关办公室的一个打字员对我说，这次高考走后门的很多，有些人和你一样，连分数都没有。我说不是还在批判资产阶级法权吗？打字员说那就不知道了。
参加1977年高考后，作者去北京出差。
如今回想参加第一次高考，那种失败的感觉有如第一次性交的失败，那是奇耻大辱，它可以摧毁一个男人，然而，更会激怒一个男人。
四处打听消息，确认高考制度恢复不会再往回变了，就吞下一口气，重整自我，迎战1978年度高校招生考试。
此时，总厂计划处领导正在协商保卫处，调我去计划处工作。我是求之不得，计划处大多是大学本科毕业生，知识分子成堆，是学习的好地方，于是心中暗喜。
事有不顺，处里有同事告诉我，保卫处长郭松年在电话里同计划处长好一顿争执，计划处坚持要人，保卫处就是不放，郭最后说现在是以阶级斗争为纲，保卫处就是搞阶级斗争的，人不能放，计划处长最后说问问本人意见吧。
郭真的亲自来问我，我说想去，郭就满脸铁青，不再理我。一个星期后，我到计划处计划科报到，事遂人愿，可以更多心思和时间复习功课，准备第二次高考，不过我心里一直惦记着保卫处长郭松年，他是一位少见的宽厚长者。
总工会和教育处在厂俱乐部办了几个业余高考补习班，说是为了实现四化，但是没有俄语补习班，我在中学时候学的是俄语，单词还是记得一些，如 Да здравствует председатель Мао什么的，没办法我只好报名参加了日语班，觉得日语汉字也能让中国人沾点便宜，就连鲁迅给增田涉的信不也是汉字么，我都能看懂的。
学习班里人很多，都是立志为国家四化建设出力的人，基本上是能人，老师在前面讲，这些能人就在后面接话茬，还都能接上。日语班的老师是伪满国高毕业，讲日语那口音一般人理解不好，有点像电影《亮剑》里的日语。
凭着这本袖珍小词典想考上大学是不可能的。
学习班是不能再去了，一咬牙花了50多块钱买了一台半导体收音机，跟着《简单的日本语》广播学习。那广播老师是大连外国语学院的闫淑仁老师，心里就崇拜，可是，辽宁台距离我们山沟太远，经常收听不到。
有一次，去长春出差十几天，住在我们厂的办事处招待所，一个房间六个人，晚饭后无处清净，就拿上一本书到大街上寻找僻静处，蓦地发现有一条岔路上没人没车，安静极了，于是，就坐在马路牙电线杆底下看书，还高声朗读《日语读本》。四周空旷，无人打扰，爽！后来我才发现，那条岔道边上的高墙之上布着电网，电网上还有灯泡亮着，回来听别人说那里是一所监狱。监狱不就是“囚”么？心里就晦气。
心情不好，就直接影响背单词。原本每天150个单词，自从晦气了以后，30个记不住。有一天，乘电车去省成套局办事，坐在座位上我默默地背日语单词，忽然，车尾两个四化青年开始高声背英语单词，还比比划划相互纠错，引来车上乘客啧啧赞叹之声，那气氛真是火热啊，我是受不了，电车一停，不管什么站就急忙往下跳，站稳了一看，得，正是那条有监狱的街道，心里就又想起那个“囚”字，断定不是好兆。
回到厂里，心情依旧不好，单词记不住就做数理化题，眼看考试时间又要到了，不能耽误时间，时间就是分数啊。
长白山非常炎热的一个下午，我在教育处楼下贴出的高考分数榜前站立了好久，那张榜单很长，有考生姓名、单位和各科考试成绩，整整一面墙，我从二百多人的名单中找到了自己。我反复读着自己名下那一行漂亮的毛笔字，眼前就开始出现一圈圈黑影，觉得天旋地转，耳朵里嗡嗡响，后来就坐下了，觉得地面很烫，再后来就躺下了，再后来就不知道了。
用复写纸誊写的1978年高考数学题。
最后希望在1979。
总厂职工医院内科主任薛医生经常来我的病房，鼓励我好好养病，树立信心，争取来年再考。最重要的是薛医生对我说：你不适合考理工科，应该改考文科，来得及的。一句话点醒病中人，我改主意了：报考文科。
晕倒在地的第二天，我就住进了医院，一住就是仨月。这可是难得的好机会，有时间系统复习功课了。病房里七张床四个患者，每晚我看书的时候，他们都早早地躺下，把脸转过去躲避灯光，各自安静地睡觉了。后来有一天，我被安排到了单人病房，护士告诉我是薛主任特意嘱咐的，我心里就十分感激，遗憾的是至今不知道他的名字。
三个月里我自学了吉大的《日语读本》，复习了高中史地文政和数学，觉得手上沉甸甸的，就出院上班了。
时间飞快，已经临近1979年度高考报名时间了。我去找处长请他签字批准我的报名申请，处长手上擎着我的申请书，半晌说一句话：你都考了两次了，这一次还考吗？
我觉得自己什么地方被蛰了一下，血往脸上涌，待了一会儿忍住了，再想想自己也是够可以的，上班时间复习功课，还小病大养住了仨月医院，处长这么说也不过分。我就低头说这是最后一次，您就给签字吧。
处长签字，办公室盖章，去教育处报名。当这些手续办完后，我一个人走在厂区大道上，看着下班的青年工人三五成群，手上提着空饭盒，脖颈上搭着白毛巾，说说笑笑，有的还吹着欢快俏皮的口哨，从各自分厂车间走出来，汇聚到厂区大道上，道边的喇叭里唱着“明天，明天，明天比蜜甜”，我心里忽然涌起一股苍凉、孤独之感，明天怎么样我不知道，今天的甜蜜是属于他们的，我挺羡慕的。
到了7月，高考复习进入白热化，准考证也发下来了，这就更增添了临考前的紧张感和压迫感。
1979年吉林省高校招生目录（《吉林日报》）。
这年的高考，厂区不设考场，考场设在市里一家中学。7月26日一大早，从市里的老站下了火车，又换乘公共汽车到了城里，跟着人流走进了13中学大门。
没有警察，没有保安，也没有励志、鼓劲的大红标语，考生们蜂拥着往教室里挤，费了半天劲找到自己的考场，按照座位号坐下来，监考老师这才开始查验证件，准备考试。
上午的考试很舒服，不觉得热，题也答得顺利。吃过午饭，下午一进考场就被热浪围住了。担心手臂上的汗水濡湿了卷子，就启用紫红色应急响应，用悬腕的功夫答题。当天考试结束出来的时候，发现我身后的过道上放了一只洋铁桶，里面盛着的冰块还没化完。
连续三天的考试有点像20公里山地跑，忍住疲劳、忍住饥饿和口渴，忍住寂寞和恐惧，忍住一切欲望，咬紧牙关等到释放这一切的时刻的来临。
那个时刻终于来了。最后一科考试结束，我最后一个走出考场，来到江桥上，第一件事就是盘算自己的分数。宽待一下自己，觉得考得相当好，总分能在350到380之间，虐待一下自己，又觉得顶多能考上200分，心情也就这样上上下下不断折腾，但是，无论怎么算计，都把语文卷的考分弄得挺高，尤其是作文《陈伊玲的故事》，拿不到40分我就跳江。
最后确信自己能够考上大学后，决定徒步走回工厂。心里高兴，脚下轻快，来到二道江，路过一片军营。此时，太阳已经卡山，军营里士兵有的擦炮，有的洗刷军车，我对门口的哨兵说想进去喝点水，哨兵毫不犹豫放我进去，就在院子里的自来水龙头下一通狂饮。
一个战士过来搭话，你这是干啥去了累成这样？告知考大学去了。那个战士大吃一惊道，啊呀，你咋不早说，没吃饭呢吧？我去给你拿个干粮啊。说完跑进去拿了两个两和面馒头和一把小葱塞到我手上，我谢了人家，咬着馒头和小葱，接着往工厂走。
8月22日中午，我正在厂机关食堂吃饭，计划处的小于兴冲冲跑过来说，你的大学录取通知书来了，刚来。我连忙问是哪个学校，他支吾着说没记住，反正通知书放在你自己办公桌上了，赶紧去看看吧。
我填报的志愿是吉林大学、大连外国语学院、辽宁大学、吉林师范大学和通化师范学院，前一个是想凭侥幸，后一个是垫底，我的考试成绩是324.5分，语文成绩最好，是82.5分，就想着能进吉大中文系，可是，知道吉大录取线高，我这成绩够呛，就又想着辽大中文系，想来想去，到了办公室拿起录取通知书信封一看，是大连外国语学院寄来的，心里掠起一阵奇怪的感觉，这感觉被后来的四年大学生活所证实，而当时的自己兴奋和激动得忘了一切。
后几天的日子仿佛在一种兴奋剂作用下，过得欢乐、快活和忘我，计划处的同志领着我到炼钢分厂、炼铁分厂、焦化分厂这些宏大场面去照纪念照，赠我不同花色的塑料皮笔记本，扉页上都写着闪光的语言。有一位大姐还告诉我大连可好了好，能吃到苹果。这些同事现在都成了老头老太，我怀念他们。
1979年，考入大连外语学院。后排中立者为作者本人。
入学后才知道，1979年大连外国语学院日本语言文学系招录分数线：男生150分，女生185分。算了一下，知道自己亏了。木已成舟，也没办法，而大亏还在入学以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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